易锐民：回首40年前广州暨大学生生涯
曁大新闻系78级部分学生在开学后合照，港澳生与大陆学生服饰差别较大，后排左二是当年的易锐民。（易锐民提供）作者：易锐民
1978年12月18日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。
那一天，我在哪里呢？嗯，在广州暨大校园内；做什么呢？想不起了，当时是不是在上那位已过世老师的课呢？
回溯40年前，刚从香港爱国学校中学毕业的我，和其余17名同学一起北上广州升学。出身香港基层，我们早有心理准备去面对艰难的生活条件。起码我们还有钱去买个好蚊帐、脚踏车、收录音机等“奢侈品”才上路。
当年在暨大宿舍床铺上复习英语，须挂上蚊帐戴上耳机，因蚊子实在太多了。（易锐民提供）
想不到，刚一开始一股学习热忱就被泼冷水，因我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课堂上说些什么！另外，对他一身庄稼汉的打扮，也打从心里看不起：“暨大真的没人，让农夫教学生。”
中国文革结束后，北京决定复办暨南大学，在政治上刚复出不久的习仲勋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，曾多次为暨大复办给予大力支持。1978年6月9日，暨大董事会恢复成立，主管侨务工作的廖承志续任董事长，习仲勋出席了首次会议。
1978年6月9日出席暨南大学董事会会议的王首道（左起，广东省军委副主任）、廖承志，以及习仲勋。（暨大校友会提供）
当年，暨大董事会逾一半成员是港澳知名人士，经他们大力推广招生，收到800多名海外学生报名，最终录取港澳台侨学生309人，大大超出预期。
1978年10月16日，暨大举办复办后首次开学典礼。习仲勋亲自出席，我其实已不记得当时是否在现场聆听习仲勋讲话，后来查看资料才知道，他当时说：“既然已经复办，就一定要办好。”他也强调，要使海外学生逐步适应大陆的生活习惯。
后悔当年逃课错失向杨天堂学习机会
当时，我听不懂老师那口河南口音的普通话，要怎么搞好学习呢？年少轻狂的我，选择了逃课，而且一逃到底，上了第一堂之后就全部不上，直至考试才回来，也不知自己是如何胡混过关的。
这位老师是谁？我一直没放在心上，直至最近偶然看到一篇关于广州“无言老师”（捐赠遗体者的别称，香港称“大体老师”）的报道，再结合其他信息，才确定他就是教授暨大新闻系78级中国古代文学的杨天堂。
原来，在我毕业后两年，杨老师在暨大离休了，并在1997年去世。他去世后除了书本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钱财，只留下遗嘱要把遗体捐给暨南大学医学院，成为广州当时一桩热点新闻，带动更多人捐献遗体。
当年我眼中的“庄稼汉”杨天堂，在抗日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，过后任教于清华大学，又师从著名学者朱自清，文革时期被打成右派，在改造知识分子的干部学校劳动过，又在农场养过鸡，直到暨大复办才再次回返讲台。
已故暨大中文系教授杨天堂（前左二）的全家福。（暨大校友会提供）
以他的学历，若不是被政治运动所累，相信可以桃李满天下。只可惜他真正站在讲台上的时间只有短短数年，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浪费。而我更是错失良机，竟没好好珍惜机会向他学习。
和我同年报读暨大的港澳学生，有些人最终成了港澳的医生、当上大学教授、特区政府官员等，更多人是平凡过日子。然而，大家都对当年选择暨大无怨无悔，我们都是迎接大陆改革开放的先行者。
据最新统计，香港现有六万名暨大毕业生。由于暨大是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所“华侨学府”，也是接收香港学生最多的大陆高校，因此也被称为香港八所高校之外的“第九所大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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